功夫夫在“诗”外

1982年底，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本来踌躇满志地想到报社或文联混碗饭吃， 几番奔走却处处碰壁，最后竟无心插柳柳成荫——被检察长看中，因为那时被“文革”砸烂的检察院刚恢复不久，检察长亲自跑到人事局从毕业生中挑一名“笔杆子”，条件是共产党员、中文系毕业，正好这两条我都符合。我本来以为检察院那单位太严肃，再说我是学中文的而不是学法律的，到那儿去岂不学非所用。但想到自己毕竟是个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分配，还是乖乖地去了。检察长一见我就出考题：“小谢，‘贾’字除了是姓氏，还有什么解释？”我不禁暗自发笑： 这不是考小孩子么？于是答道“：商贾，指商人。”检察长满意地点点头，没过两个月就让我披挂上阵：为他起草在全区检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长、短、高”的困惑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总得好好表现表现，于是我使尽浑身解数苦干三天三夜终于拼出一篇文辞华丽激情四溢长达万言的“重要讲话”，满以为能得到检察长的表扬，谁知他说：嗯，文笔不错，就是短了点。于是我七拼八凑，把篇幅拉长到一万五千字，谁知他还是嫌短。没办法，只好“剪刀加糨糊”，从检察类报刊上搜来一大堆东西硬塞进去，篇幅拉到了三万字，这才勉强过关。他老人家讲话时，念稿加发挥居然“总结”了整整一天。听得与会者精疲力尽直打呵欠，会后还七嘴八舌骂我吃饱了撑的写这么长。但这怪不得我，是领导要我写那么长，短了不行。

在检察院工作了两年多，虽然“长”文章写得我眼圈发黑、形容憔悴，但总算对上了检察长的“路”。不久，我又被地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相中，调到他身边当秘书。第一次为他写讲话稿，本以为也要写“长”点才能显示“水平”，就把稿子写到了两万字。谁知换来副书记一顿臭骂，“你这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谁喜欢听啊”，硬要我压缩到三千字以内。以后又写了几篇，也是写“短” 才能顺利过关。原来，这位副书记农村干部出身，朴实、简练，不喜欢啰嗦。我这才明白：并不是每个领导都喜欢讲“长”话。

说来我运气真不错，又过了两年，我荣升地委办秘书科长，专门负责地委书记讲话稿的起草。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得小心对付才是。开始几次，无论我怎么卖劲、怎么“小心”，书记阅稿后总是说：“小谢，要站高点！”“站得还不够高，再高点！”弄得我满头雾水：天哪，什么叫“高”？到底要站多“高”？

难道要站到地委大院的水塔顶上去才够“高”吗？后来我慢慢悟到了：书记是大学政教系毕业，本来理论功底深厚，加上常怀忧党忧国之心，所以讲起话来喜欢高屋建瓴、立意深远、旁征博引、思辨性强。抓住他这个特点，写稿时我就努力适应，实在没办法，就去向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叔本华“请教”，甚至惊动孔老夫子和亚里士多德。如此一来连我自己都以为站得有“东方明珠”那么高了，说话的口吻已经接近省委领导乃至中央领导了，这才使“成品率”大大提高。书记大人既严肃庄重，又和蔼可亲，他知道我有喝酒写稿的习惯，所以每次要加晚班时，他都亲自嘱咐行政科长：“去，给小谢弄点吃的！”接下来我便就着酒和花生米流水行云般写呀、写呀，站高呀、站高呀，“高”得都有点头晕目眩、飘飘欲仙了。

写稿时我就是领导

首先声明：写下这话绝不是狂妄自大，更不是求官要官，实实在在是工作需要。如果你是作家或诗人，尽可在你想象的空间中自由翱翔；如果你是记者，尽可用你的新闻视角去生活中采集所需素材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是理论家或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尽可运用你的理念、你的逻辑充分表达个人见解；如果你是机关文秘人员，只是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也尽可抒一己之情、立一家之言。唯独为领导起草文稿，必须忘却“自我”，听领导话，仿领导样，跟领导走。

为什么这样说？其实道理不言而喻。领导是一个地方或单位的主政者，是工作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他承担着贯彻上级决策部署、推动事业发展、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职责，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来行使领导职能，其中，会议讲话、发表文章、构思和审定重要文件无疑是重要的领导方式之一。就拿会议讲话来说，它必须体现领导本人的理念、意图、主张和见解，必须体现领导本人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乃至必须体现领导本人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和办事风格，一句话，必须“文如其人”。当然，对于那种“办事离不开秘书，讲话离不开讲稿”的领导，又另当别论了。如果真是这样，那秘书反而好当了。问题在于，这样的领导在当今时代已经少而又少，绝大多数的领导都希望秘书起草的文稿基本或完全对自己的“口味”。这样一来，秘书写稿必须尽可能“迎合”领导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了。前文所述“长、短、高”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特点”，与其说是“差别”不如说是“风格”，你无权挑剔也不能挑剔，而必须努力与之相适应，这也套得上如今流行的一句玩笑话：领导说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不行，行也不行。

回头又说我自己的经历。那年我第一次告别秘书生涯，从地委政研室副主任岗位被提拔为某山区县县委书记。上任不久，一位退休老领导突然求见，我以为有什么重要事情相商呢，他说的却是“：谢书记，向你提两条建议：第一，你不能烫卷发（其实我的卷发是祖辈遗传的）；第二，你不能穿花衣服（其实我穿的是条格休闲西装）。”听后我不禁暗自发笑，当然还是感谢他的好意。又一次， 外经办主任来向我请示“：书记，广东一客商来谈投资，说是要带一位女秘书前来，这恐怕不行吧？”我又一次哑然失笑。干部群众普遍观念陈旧、墨守成规的现状，迫使县委作出了“开展一次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决定，于是布置办公室为我起草一篇动员讲话。秀才们苦思冥想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憋出“既要解放思想， 又要严明纪律”“既要放开搞活，又要加强管理”这样几个观点，我一看，虽然说得没错，但觉得太书卷气、太娘娘腔，不符合本人风格，于是自己提炼了一个形象化的观点：“大江东去，清流与浑浊并存，毕竟比死水一潭要好；放开搞活， 繁荣与垃圾并存，毕竟比闭塞贫穷要好。”一句话石破天惊，震动全县，虽然众说纷纭，最终还是搅动了干部群众的思想，促进了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区解放思想的典型。虽然我这个观点在后来被有关部门要求“讲清楚”，但我并不后悔，邓小平同志都说了：打开窗子，苍蝇蚊子进来了，但新鲜空气也进来了。我何错之有？

举这个例子只是希望说明：写稿的时候必须站在领导的角度想问题，必须模仿领导，然后“像”领导。也就是说，写稿时不妨“自我提拔”，时刻记着“现在我就是领导”——

像领导那样忧国忧民，胸怀全局，从大处着眼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深谋远虑，把关定向，绝不能凭一己之见坐井观天，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谈琐事不抓要务。像领导那样熟悉上情、了解下情，把贯彻上级大政方针与联系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讲好“普通话”又讲好“